第二五八八章 以假乱真的民国瓷器
“我曾经在故宫博物院看到过,这一团蝶图碗仿制得十分成功,几乎与真品丝毫不差!”
“真丝毫不差?”展飞惊愕道。.
“当然了,这世上都没有完全一模一样的片树叶,自然也不可能会有两件一模一样的东西了,仿制再好,当然还是会有差别的,但这个差别很小,小到一般人根本就看不出来。”
张天元研究了很长时间,才总结出了如下几点
1.胎体略厚分毫,以手度之稍沉一点。
2.民国时虽经调制焙烧,色彩尚属丰富,但终究难于雍正时的色彩相比,旧器中的胭脂红、翠毛蓝、秋海棠等娇艳之色已然缺失。
3.后挂彩团蝶图碗不仅底釉泛青,而且器内釉面有黑疵点,这是由于胎釉淘洗不净、提炼不纯、铁质杂物残存于釉表所致。
雍正本朝的粉彩,所用的素白胎是百里挑一的,这样带有明显缺陷的白瓷胎是不会入选的。
4.雍正官窑彩料的配置十分讲究,而且经过月余的贮藏后方可使用,使用前还要尽可能地研磨得极细极匀,而且还要使用油料当调和剂,使色彩滋润而微泛一层油光。
而民国的仿品色彩黯淡不够光亮,彩面涩不够鲜艳,肉眼观之,彩釉的明度及滋润感均较真品逊色。
然而即便是知道这四点,大部分人也是看不出来的,因为太过微妙,没有特别的手感和眼力,真想要把这些东西通过肉眼看出来,那无异于白日做梦啊。
“不过即便是有微妙的差异,但也不得不承认,民国有部分瓷器,哪怕只是高仿瓷器,都做得十分精妙。”
清王朝覆灭后,受袁世凯之命,郭世五在陶瓷镇聘用、集中了原烧造官窑瓷器的大量人才,花费极大气力,烧造出了“不是雍乾官窑、胜似雍乾官窑”的瓷器。
袁世凯倒台后,继郭世五之后,又有帝都刘勉之去陶瓷镇仿制官窑瓷器。
他在郭世五先期营造的摊底上,将雍正、乾隆的官窑仿制水平推上了一个新台阶。
据说他从当时官方的古玩陈列所,也就是故宫博物院前身取出样品,又经当时帝都古玩行的著名鉴赏家指导,在十分秘密的情形下进行签合同、限量仿制,每样只仿一、二件。
这种真正意义上的“民仿官”是从民国六年开始的,刘勉之当时是德泰细瓷店的副经理,被誉为“民仿官”第一人。
德泰仿制官窑瓷器在当时名气很大,京城收藏家、古玩行人、故宫博物院的人都与刘勉之有来往。
刘勉之为他们烧造了不少足以乱真的明清官窑瓷器。
如给津城古董商仿制的康熙官窑青花群猴嬉戏图凤尾瓶,此瓶后卖给了北洋政府一下野的督军。
给帝都最大的古董商岳彬仿制的康熙官窑五彩鹦哥,这东西后销往美国,日本和法国也有五六只,国外一直当作珍品收藏着。
这种事儿不免有几分可笑,但却印证了当时的瓷器高仿水平有多高。
可以说,这刘兄的水平怕是不比已经死去的瞒天王差的,甚至可能在文化底蕴上还要高上许多。
更重要的是,他们仿制的东西,从来不做标记,就是为了赚钱,所以你很难从标记上去确认那是真品还是仿品,许多专家都在这上面栽了跟头。
继德泰之后,津城锅店街上的同泰祥在仿制官窑瓷器上亦步亦趋,逐渐做大。
溥仪在津城张园时,给溥仪当差的人也常去同泰祥购买仿制官窑器,有的仆人以假换真,蒙骗主人。
收藏官窑瓷器最多的是内务府曾家,他家的花园、居室、客厅、走廊里到处摆放着官窑瓷器,每十天更换一次。
比如,这十天摆的是康熙官窑,后十天则换作雍正官窑粉彩瓷器,这样更换一年,曾家居然也不会在样式、色彩、年代上重样的,以此斗富。
曾家官窑这么多,也常派人去同泰祥购买仿制官窑器。
曾家的邻居是汤家,汤家没这么多官窑,又不服气,于是就去同泰祥购买仿制官窑瓷器。
汤家在津城英租界刚安家时,曾用大排子车从同泰祥往自家运送仿官窑瓷器,拉了三天没拉完。
当时津城最富的人家、财产按银元计算千万的有两家:庆王爷的后代和和陈光远,他们同样买同泰祥的仿制官窑。
陈家买仿制官窑用来以赝充真,戏耍别人取乐。
抗战爆后,津城同泰祥东家兼总经理李春生,于194o年将在陶瓷镇积存的仿制官窑瓷器从九江口运往津城。
共雇用大木船数十只,所载货物近千包箱,包括仿明清官窑瓷器上万件,其中有李春生二十余年来搞仿制的精品,也是他财产的大部分。
不料船行至钱塘江被日本驻杭城湾海军阻截,后交涉两年,没有下落。
据说,是被运往日本了。
张天元看着手中的这些瓷器,不由联想到了李春生的这批货,究竟这批东西是被运往了日本,还是途中遗失,就很难说清楚了。
上世纪五十年代初,津城同泰祥拍卖全部货底,大量的官窑瓷器中,除了仿制品外,夹杂着原先仿制时用的真品。
当时谁也没有顾及,论堆出卖,价格极为便宜。
据官窑瓷器后挂彩专家刘永清说,他当时用很低的价格从同泰祥买了一堆货,其中一些仿制品,连他都无法辨认真假。
有一对仿乾隆官窑茶叶末古铜彩的花觚,实在看不出是仿的,他说:“我要不上手,还以为真是乾隆官窑呢。”
据史料所载,当时德泰、同泰祥仿制的官窑瓷器,大量出售给香港地区、日本、以及东南亚各国。
而帝都的古董商,则选取数量极少的精品,他们以假乱真,使顾客难辨真假。
当时,同泰祥卖给帝都古董商的精品中,有一对仿乾隆官窑海水红月双耳背壶,绘画精致艳丽,胎质白腻莹润。
这东西后由“鉴古斋”卖给了日本山中商会经理高田,高田如获至宝,视为真品,将它运往日本东京展出。
此外,还有仿乾隆官窑珐琅彩瓶三对,是最精美的,连收藏三十年的大收藏家沈吉甫都打了眼,以为是真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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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真丝毫不差?”展飞惊愕道。.
“当然了,这世上都没有完全一模一样的片树叶,自然也不可能会有两件一模一样的东西了,仿制再好,当然还是会有差别的,但这个差别很小,小到一般人根本就看不出来。”
张天元研究了很长时间,才总结出了如下几点
1.胎体略厚分毫,以手度之稍沉一点。
2.民国时虽经调制焙烧,色彩尚属丰富,但终究难于雍正时的色彩相比,旧器中的胭脂红、翠毛蓝、秋海棠等娇艳之色已然缺失。
3.后挂彩团蝶图碗不仅底釉泛青,而且器内釉面有黑疵点,这是由于胎釉淘洗不净、提炼不纯、铁质杂物残存于釉表所致。
雍正本朝的粉彩,所用的素白胎是百里挑一的,这样带有明显缺陷的白瓷胎是不会入选的。
4.雍正官窑彩料的配置十分讲究,而且经过月余的贮藏后方可使用,使用前还要尽可能地研磨得极细极匀,而且还要使用油料当调和剂,使色彩滋润而微泛一层油光。
而民国的仿品色彩黯淡不够光亮,彩面涩不够鲜艳,肉眼观之,彩釉的明度及滋润感均较真品逊色。
然而即便是知道这四点,大部分人也是看不出来的,因为太过微妙,没有特别的手感和眼力,真想要把这些东西通过肉眼看出来,那无异于白日做梦啊。
“不过即便是有微妙的差异,但也不得不承认,民国有部分瓷器,哪怕只是高仿瓷器,都做得十分精妙。”
清王朝覆灭后,受袁世凯之命,郭世五在陶瓷镇聘用、集中了原烧造官窑瓷器的大量人才,花费极大气力,烧造出了“不是雍乾官窑、胜似雍乾官窑”的瓷器。
袁世凯倒台后,继郭世五之后,又有帝都刘勉之去陶瓷镇仿制官窑瓷器。
他在郭世五先期营造的摊底上,将雍正、乾隆的官窑仿制水平推上了一个新台阶。
据说他从当时官方的古玩陈列所,也就是故宫博物院前身取出样品,又经当时帝都古玩行的著名鉴赏家指导,在十分秘密的情形下进行签合同、限量仿制,每样只仿一、二件。
这种真正意义上的“民仿官”是从民国六年开始的,刘勉之当时是德泰细瓷店的副经理,被誉为“民仿官”第一人。
德泰仿制官窑瓷器在当时名气很大,京城收藏家、古玩行人、故宫博物院的人都与刘勉之有来往。
刘勉之为他们烧造了不少足以乱真的明清官窑瓷器。
如给津城古董商仿制的康熙官窑青花群猴嬉戏图凤尾瓶,此瓶后卖给了北洋政府一下野的督军。
给帝都最大的古董商岳彬仿制的康熙官窑五彩鹦哥,这东西后销往美国,日本和法国也有五六只,国外一直当作珍品收藏着。
这种事儿不免有几分可笑,但却印证了当时的瓷器高仿水平有多高。
可以说,这刘兄的水平怕是不比已经死去的瞒天王差的,甚至可能在文化底蕴上还要高上许多。
更重要的是,他们仿制的东西,从来不做标记,就是为了赚钱,所以你很难从标记上去确认那是真品还是仿品,许多专家都在这上面栽了跟头。
继德泰之后,津城锅店街上的同泰祥在仿制官窑瓷器上亦步亦趋,逐渐做大。
溥仪在津城张园时,给溥仪当差的人也常去同泰祥购买仿制官窑器,有的仆人以假换真,蒙骗主人。
收藏官窑瓷器最多的是内务府曾家,他家的花园、居室、客厅、走廊里到处摆放着官窑瓷器,每十天更换一次。
比如,这十天摆的是康熙官窑,后十天则换作雍正官窑粉彩瓷器,这样更换一年,曾家居然也不会在样式、色彩、年代上重样的,以此斗富。
曾家官窑这么多,也常派人去同泰祥购买仿制官窑器。
曾家的邻居是汤家,汤家没这么多官窑,又不服气,于是就去同泰祥购买仿制官窑瓷器。
汤家在津城英租界刚安家时,曾用大排子车从同泰祥往自家运送仿官窑瓷器,拉了三天没拉完。
当时津城最富的人家、财产按银元计算千万的有两家:庆王爷的后代和和陈光远,他们同样买同泰祥的仿制官窑。
陈家买仿制官窑用来以赝充真,戏耍别人取乐。
抗战爆后,津城同泰祥东家兼总经理李春生,于194o年将在陶瓷镇积存的仿制官窑瓷器从九江口运往津城。
共雇用大木船数十只,所载货物近千包箱,包括仿明清官窑瓷器上万件,其中有李春生二十余年来搞仿制的精品,也是他财产的大部分。
不料船行至钱塘江被日本驻杭城湾海军阻截,后交涉两年,没有下落。
据说,是被运往日本了。
张天元看着手中的这些瓷器,不由联想到了李春生的这批货,究竟这批东西是被运往了日本,还是途中遗失,就很难说清楚了。
上世纪五十年代初,津城同泰祥拍卖全部货底,大量的官窑瓷器中,除了仿制品外,夹杂着原先仿制时用的真品。
当时谁也没有顾及,论堆出卖,价格极为便宜。
据官窑瓷器后挂彩专家刘永清说,他当时用很低的价格从同泰祥买了一堆货,其中一些仿制品,连他都无法辨认真假。
有一对仿乾隆官窑茶叶末古铜彩的花觚,实在看不出是仿的,他说:“我要不上手,还以为真是乾隆官窑呢。”
据史料所载,当时德泰、同泰祥仿制的官窑瓷器,大量出售给香港地区、日本、以及东南亚各国。
而帝都的古董商,则选取数量极少的精品,他们以假乱真,使顾客难辨真假。
当时,同泰祥卖给帝都古董商的精品中,有一对仿乾隆官窑海水红月双耳背壶,绘画精致艳丽,胎质白腻莹润。
这东西后由“鉴古斋”卖给了日本山中商会经理高田,高田如获至宝,视为真品,将它运往日本东京展出。
此外,还有仿乾隆官窑珐琅彩瓶三对,是最精美的,连收藏三十年的大收藏家沈吉甫都打了眼,以为是真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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