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八十一章 江南田亩状况
第八十一章江南田亩状况
似乎寇深并没有给朱见濬一点优待,他带着张懋,在衙门找一个房间,就开始了工作。
工作内容也是相当简单,但是业务量繁多。
那就是将下面一乡一县的编好的黄册,整理在一起,汇编起来,还要检查一下他们有没有什么比较明显的错漏。
如果会的话,打回去让下面的重做。
朱见濬很快就明白寇深这样做的第一重深意了。
朱见濬的位置看似不重要,却能从整体上观察整个江南地区土地情况的全貌。
首先,江南虽然富庶,但是真正大户人家并非没有,但是都很少,即便有什么大户人家,只要拉出来,就是本朝开国以来,在朝廷上最少做过六部尚书的显赫人物。
当然了,这也不是绝对。
因为很多即便是出过六部尚书家族,也未必成为当地大户。
往前数几十年,也就是太祖年间对打压大户,近乎不遗余力,各种各样的大案之中,还从江南迁移人口,所迁移的都是大户。
这就造成了一个结果,那就是当地田产超过三千亩的大地主都不复存在。
当时百姓之中,也没有明显的贫富差距。
似乎,这就符合了太祖皇帝审美,太祖皇帝将治国当成种庄稼,那些杂草,自然要下手除去,但是对于那些长得太好,冒出头的庄稼,也不是太喜欢的。
太祖皇帝喜欢整整齐齐的麦陇。对于整个大明,也想建设成一个大农村。
只是太祖皇帝在的时候,这些政策还能执行下去,但是太祖皇帝不在了,毕竟农业时代并不是后世财富积累非常快。
很多时候,几千亩的家产,也是好几辈人才能积攒出来的。
再加上太祖皇帝虽然不在了,但是他政治思想还在,大明朝廷很多时候还是执行着太祖皇帝的法度。
这就造成了,除非你家有人当官,还是不小的官,才能有资格兼并土地。
否则很多人几十年经营之下,也不过将家产扩充在几十亩或者几百亩土地,至于更高就不大可能了。
整个江南所有权的结构,大抵就是这样的。
大片自耕农,再加上一些中小地主,和极个别士绅地主。
总体上来说,朱祁镇很多政策也让土地集中兼并的趋势有所放缓,那就是迁移百姓,往东北,夷州等地。
看上去,江南土地结构还算得上基本健康,但是真正与洪武年间相比,却差了不知道多少。
因为洪武年间,几乎都是自耕农。而今大地主都是政治有关联的,而中小地主的却在迅速发展起来。
随着中小地主发展过程之中,有一个不在大明律之中的制度,只是在民间约定成俗的制度,也映入朱见濬的眼帘。
那就是永佃制度。
这一个制度,更是让土地情况更加难以确定,增加了朱见濬不知道多少工作量。
什么是永佃制度,那就是将土地的所有权与土地的使用权分离,地主不再从土地征收分成的租税,而是让佃户每年付固定的田租。
这样一来,地主就免于经营性风险。
毕竟种地遇见年景不好,赔本也是很正常的。如此一来,这个制度将风险转嫁给佃户了。
当然了,佃户并非没有得到好处。
佃户得到的好处就是稳定。
什么稳定?那就是地主不可以夺佃。
也就是说,地主不干预土地经营的任何事物。甚至不能夺回佃户租种的权力。
这就形成了一田二主的模式。
在北方因为田产的问题,这样的模式还没有出现,但是这是在江南,可以说是整个大明农业最发达,精耕细作最为兴旺的地方。
才会将这个制度普遍开来。
这个制度并非始于今日,其实在唐宋之间就已经有了。但是也是在明中叶,才扩散开来,到了晚明,全天下几乎都是这样的模式了。
一直到民国时期。
任何经济行为的扩散就是有利益驱使的。
没有好处的事情,没有人愿意做。
之所以这样在后世被批判的剥削模式,能够扩散全国,却是因为这种生产模式,适应了当时的生产力。
因为明中叶南方,几十年的太平人口滋生,形成了一个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,那就是地少人多。
地少人多的情况之下。想要高产,自然不能选择扩大耕种面积,只能选择另外一个模式那就是精耕细作。
但是精耕细作要花费的精力人力物力,是寻常耕种的好几倍。佃户自然不愿意再与地主分成地租。
而很多地主或许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发家,在改换门庭之后,就会不直接主持土地耕种了。
所以如果是分成的田租,对他们这些不经营土地的地主反而是麻烦,特别是很多书香门第来说。
说是耕读人家,但是有几个真的是耕了?
所以,这种定额的地租对他们也是方便。
但是对朝廷来说却未必方便了。
一田二主,但是朝廷黄册之上,却只能有一个名字。有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,想想就知道这上面要多事了。
除此之外,还有官田的问题。
甚至说官田是最开始用永佃制度的,原因很简单,朝廷文武百官哪里有精力关注土地收成,直接将官田的地租当做一种特殊的税种,加到官田之上,跟着赋税一起上缴衙门就行了。
这也就构成了江南官田重赋的原因。
官田都是好田地,甚至严禁买卖,但是还是有人卖,本来即便是卖,卖的也是永佃权。但是官府很少直接管理官田。
就让官田有了二地主,即他将永佃权卖给农民,从中间又抽了一成。
这也是永佃制度的问题所在。
在明代永佃制度大抵是一田二主,但是到了清代甚至有了一田三主,一田多主。
让地主的生产属性越发淡了,反而金融属性,也就是食利属性也就越发明显了。
这也是本朝为什么要土地改革的原因。
不清理这个阶层。农民的产出就会被一层层的剥削,最后国家收不上来税,农民不堪重负,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就无法改变。
当然,这是永佃制度走到末期的时候。
而今永佃制度正是初生之时,散发着勃勃的生机,特别是大明开国以来,一直鼓励开垦荒地。很多农民都自己开垦荒地,将土地的田底也就是土地所有权给地主,自己保佑田皮,也就是土地的耕种权力。
之所以这样做,却是因为很多原因,比如说成本。
开荒是需要成本的,但是真正干活的百姓偏偏什么资本都没有。比如官面上的事情,毕竟有些时候,是不是荒地,不是你说了算,而是官面上说的人说。
能不能开垦也是要有人出面的。
这个制度,也极大的刺激了开荒。
最少朱见濬虽然感到麻烦之余,对这一个制度并不是多反感的。
就这样朱见濬每日就做不完的事情,即便有张懋等人分担一些,但依旧很忙,一边忙碌一边将江南的大致情况从文书之中看得七七八八了。
寇深自然也不会真将朱见濬当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吏员。
在朱见濬埋头苦干一个多月之后,寇深派人去请朱见濬了。
朱见濬自然也是明白这一点,他不可能一直待在这里的。
寇深见朱见濬的时候,屏退左右,相互行礼,自然是以对待太子的礼节来招呼朱见濬,两人寒暄了几句,寇深看着书桌上已经被朱见濬整理过的文书,轻轻一笑说道:“太子的算术很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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似乎寇深并没有给朱见濬一点优待,他带着张懋,在衙门找一个房间,就开始了工作。
工作内容也是相当简单,但是业务量繁多。
那就是将下面一乡一县的编好的黄册,整理在一起,汇编起来,还要检查一下他们有没有什么比较明显的错漏。
如果会的话,打回去让下面的重做。
朱见濬很快就明白寇深这样做的第一重深意了。
朱见濬的位置看似不重要,却能从整体上观察整个江南地区土地情况的全貌。
首先,江南虽然富庶,但是真正大户人家并非没有,但是都很少,即便有什么大户人家,只要拉出来,就是本朝开国以来,在朝廷上最少做过六部尚书的显赫人物。
当然了,这也不是绝对。
因为很多即便是出过六部尚书家族,也未必成为当地大户。
往前数几十年,也就是太祖年间对打压大户,近乎不遗余力,各种各样的大案之中,还从江南迁移人口,所迁移的都是大户。
这就造成了一个结果,那就是当地田产超过三千亩的大地主都不复存在。
当时百姓之中,也没有明显的贫富差距。
似乎,这就符合了太祖皇帝审美,太祖皇帝将治国当成种庄稼,那些杂草,自然要下手除去,但是对于那些长得太好,冒出头的庄稼,也不是太喜欢的。
太祖皇帝喜欢整整齐齐的麦陇。对于整个大明,也想建设成一个大农村。
只是太祖皇帝在的时候,这些政策还能执行下去,但是太祖皇帝不在了,毕竟农业时代并不是后世财富积累非常快。
很多时候,几千亩的家产,也是好几辈人才能积攒出来的。
再加上太祖皇帝虽然不在了,但是他政治思想还在,大明朝廷很多时候还是执行着太祖皇帝的法度。
这就造成了,除非你家有人当官,还是不小的官,才能有资格兼并土地。
否则很多人几十年经营之下,也不过将家产扩充在几十亩或者几百亩土地,至于更高就不大可能了。
整个江南所有权的结构,大抵就是这样的。
大片自耕农,再加上一些中小地主,和极个别士绅地主。
总体上来说,朱祁镇很多政策也让土地集中兼并的趋势有所放缓,那就是迁移百姓,往东北,夷州等地。
看上去,江南土地结构还算得上基本健康,但是真正与洪武年间相比,却差了不知道多少。
因为洪武年间,几乎都是自耕农。而今大地主都是政治有关联的,而中小地主的却在迅速发展起来。
随着中小地主发展过程之中,有一个不在大明律之中的制度,只是在民间约定成俗的制度,也映入朱见濬的眼帘。
那就是永佃制度。
这一个制度,更是让土地情况更加难以确定,增加了朱见濬不知道多少工作量。
什么是永佃制度,那就是将土地的所有权与土地的使用权分离,地主不再从土地征收分成的租税,而是让佃户每年付固定的田租。
这样一来,地主就免于经营性风险。
毕竟种地遇见年景不好,赔本也是很正常的。如此一来,这个制度将风险转嫁给佃户了。
当然了,佃户并非没有得到好处。
佃户得到的好处就是稳定。
什么稳定?那就是地主不可以夺佃。
也就是说,地主不干预土地经营的任何事物。甚至不能夺回佃户租种的权力。
这就形成了一田二主的模式。
在北方因为田产的问题,这样的模式还没有出现,但是这是在江南,可以说是整个大明农业最发达,精耕细作最为兴旺的地方。
才会将这个制度普遍开来。
这个制度并非始于今日,其实在唐宋之间就已经有了。但是也是在明中叶,才扩散开来,到了晚明,全天下几乎都是这样的模式了。
一直到民国时期。
任何经济行为的扩散就是有利益驱使的。
没有好处的事情,没有人愿意做。
之所以这样在后世被批判的剥削模式,能够扩散全国,却是因为这种生产模式,适应了当时的生产力。
因为明中叶南方,几十年的太平人口滋生,形成了一个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,那就是地少人多。
地少人多的情况之下。想要高产,自然不能选择扩大耕种面积,只能选择另外一个模式那就是精耕细作。
但是精耕细作要花费的精力人力物力,是寻常耕种的好几倍。佃户自然不愿意再与地主分成地租。
而很多地主或许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发家,在改换门庭之后,就会不直接主持土地耕种了。
所以如果是分成的田租,对他们这些不经营土地的地主反而是麻烦,特别是很多书香门第来说。
说是耕读人家,但是有几个真的是耕了?
所以,这种定额的地租对他们也是方便。
但是对朝廷来说却未必方便了。
一田二主,但是朝廷黄册之上,却只能有一个名字。有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,想想就知道这上面要多事了。
除此之外,还有官田的问题。
甚至说官田是最开始用永佃制度的,原因很简单,朝廷文武百官哪里有精力关注土地收成,直接将官田的地租当做一种特殊的税种,加到官田之上,跟着赋税一起上缴衙门就行了。
这也就构成了江南官田重赋的原因。
官田都是好田地,甚至严禁买卖,但是还是有人卖,本来即便是卖,卖的也是永佃权。但是官府很少直接管理官田。
就让官田有了二地主,即他将永佃权卖给农民,从中间又抽了一成。
这也是永佃制度的问题所在。
在明代永佃制度大抵是一田二主,但是到了清代甚至有了一田三主,一田多主。
让地主的生产属性越发淡了,反而金融属性,也就是食利属性也就越发明显了。
这也是本朝为什么要土地改革的原因。
不清理这个阶层。农民的产出就会被一层层的剥削,最后国家收不上来税,农民不堪重负,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就无法改变。
当然,这是永佃制度走到末期的时候。
而今永佃制度正是初生之时,散发着勃勃的生机,特别是大明开国以来,一直鼓励开垦荒地。很多农民都自己开垦荒地,将土地的田底也就是土地所有权给地主,自己保佑田皮,也就是土地的耕种权力。
之所以这样做,却是因为很多原因,比如说成本。
开荒是需要成本的,但是真正干活的百姓偏偏什么资本都没有。比如官面上的事情,毕竟有些时候,是不是荒地,不是你说了算,而是官面上说的人说。
能不能开垦也是要有人出面的。
这个制度,也极大的刺激了开荒。
最少朱见濬虽然感到麻烦之余,对这一个制度并不是多反感的。
就这样朱见濬每日就做不完的事情,即便有张懋等人分担一些,但依旧很忙,一边忙碌一边将江南的大致情况从文书之中看得七七八八了。
寇深自然也不会真将朱见濬当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吏员。
在朱见濬埋头苦干一个多月之后,寇深派人去请朱见濬了。
朱见濬自然也是明白这一点,他不可能一直待在这里的。
寇深见朱见濬的时候,屏退左右,相互行礼,自然是以对待太子的礼节来招呼朱见濬,两人寒暄了几句,寇深看着书桌上已经被朱见濬整理过的文书,轻轻一笑说道:“太子的算术很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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